今年6月份人民币启动了二次汇改，但近期我们又看到了国际上有关人民币汇率的争论。美国希望中国抓紧时间升值，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缓解中国制造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削减贸易赤字的不平衡，缓解国内就业压力。本轮经济危机不同与往常，当前美国面临着一场资源瓶颈束缚的危机，寄希望于人民币升值来拉动自身供给，本身就不符合全球一体化的分工原则。如今，美国需要的是如何在生产结构上打破资源瓶颈的束缚，将新科技、新产业运用起来，而不是和中国竞争廉价的生产分工。从这种意义上看，似乎除去政治因素外，还真找不出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恰当理由。我们暂且抛开美国人不可告知的阴谋不说，单从中国自身内部的因素来谈一谈人民币升值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削减贫富差距的需要
在过去的20年改革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外向型加工行业拉动增长。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看，中国外向型模式正好承接了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产业结构，顺利地推动了美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承接了依靠廉价劳动力且没有太高技术含量的加工制造业，如服装、日常用品、鞋、小家电等;而美国的制造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具有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如软件、计算机、芯片、汽车、重型机械等。由此，中美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的产业分工格局已然形成。
既然中国选择且依赖于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最根本的优势就是廉价劳动力。而货币说到底就是体现劳动力价值的一种衡量工具。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依赖于廉价的货币。维护固定汇率制度和保持适当‘廉价’的汇率，其根本是维持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正是依靠着这种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里突飞猛进，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依托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模式渐渐开始遇到发展瓶颈。
首先，从长远角度看，中国不可能无限地获得持续的廉价劳动力。2005年前后，中国人口结构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从那个时候开始，深圳、东莞、江浙等地加工出口企业陆续出现了大量招工难的情况，劳动力锐减与外向型经济之间的依托关系出现了矛盾。
其次，20年的发展中，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生产模式使中国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一方面，我们靠着外向型经济积累大量的财富，但这些财富主要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另一方面，代表劳动力价值的货币长期被低估，导致劳动力工资水平虽然名义上升，但扣除物价因素外，劳动力价值并没有明显提高。
为此，2005年中国启动了人民币汇改，其根本就是要解决以上两个矛盾。但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在危机冲击下正面临必须转型的紧要时刻，而一切的基础就是保持币值稳定和汇率稳定。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人民币汇率临时采取盯住美元策略，但这并不代表中国长期的汇率政策。从某种层面上说，当前人民币轻微的升值并不一定会对中国出口造成明显破坏。试想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13%，中国出口企业仍设法增加了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的比例。从更深层次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必须面临放弃外向型经济比重过大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中国已经从某些层面推进了经济转型的力度，适当的升值可以加速淘汰中国的落后产能。另外，适当的升值可以加速对廉价劳动力过度依赖的行业向西部廉价劳动力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从而完成经济转型前的良性过渡。 缓解国内流动性过剩和输入型通胀的最好方式
如果理解汇率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在浮动汇率制下，大量贸易顺差必定会推升本国货币价值，但人民币并没有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生如此改变。这是因为中国官方的结汇制度，企业换回来的外汇必须通过国家外汇局换成人民币，而市场上所谓的人民币汇率价格实际上是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会员之间竞价形成的，其中最大的会员是中国人民银行。国内大部分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都会进入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进行交易兑换成人民币，而这其中大部分外汇都是由人民银行购买的，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出价的高低就形成了我们大家看到的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由此来看，中国人民银行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要维持稳定的汇率，另一方面随着外汇盈余的不断增加，基歹币投放的压力不断增大。所以，2005年人民币的第一次汇改，中国并不是迫于WTO的压力，而是出于自身的需要。同期，中国的外汇储备开始多样化、多渠道投资，包括中投不断增持美国国债，其根本就是化解我们不断增加的外汇。
众所周知，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带来外汇储备的增加，以及相对应的基歹币投放量的增加。中国投资渠道的有限性，决定了过量财富投资不能多元化，这便给中国通货膨胀带来了很大压力。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民间资本的正确流向;另一方面，就是管理好基歹币投放量。这就好比一个有进水孔和出水孔的蓄水池，池子里的水多了，一方面要放开出水口，即扩大投资渠道，另一方面收紧入水口，减少流入量。要改变这一点，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而缓冲期的有效方法就是人民币适当升值，在相对应的外汇流入下减少人民币基歹币投放量。因此，人民币的适当升值有助于缓解国内流动性过剩产生的通胀压力。
当然，除了流动性过剩产生的通胀压力外，中国目前同样面临着严重的输入型通胀压力，造成这种通胀压力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发展中的新兴国家解决这种输入型通胀的一个相对有效的方法是调控汇率，即通过调控汇率的方式来减小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国内成本上涨的冲击。从历史来看，每当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时候，人民币升值步伐都有所加快。当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振荡，极有可能再度上行，未来新兴市场面临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将非常大。而中国的PPI向CPI传导已经到了滞后期的末端，原材料价格向CPI的传导将会非常敏感，当下人民币适当升值，有助于短期内缓解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有人自然会反问到，人民币升值难道不会带来更多的热钱，从而加剧国内资产价格上涨吗?关于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中国是一个资本项目下不完全开放的国家，外来资本流入和流出相当严格，人民币升值后真正流入的热钱数量很小，不可能大规模推升资产价格。
升值之路需要讲究中庸之策
未来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依旧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今年人民币利率调整将是谨慎适度的。未来人民币的升值步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全球经济如何发展。当前中国很多出口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提高这类企业的生产效率、科技含量及附加值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在这个调整期内企业不能长期处于无利润状态。考虑到大部分企业利润率在3%左右，人民币年内升值幅度不可能大于3%。这对于中国经济转型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将打开人民币汇率升值政策的通道;另一方面，人民币开始有步伐、有节奏的升值将缓解长时间内积压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并逐步制止潜在的不稳定投机性资本流入。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看似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如何既能保证经济增长又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两者看似矛盾却又相辅相成，在这其中，人民币价值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人民币汇率波动必须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不同时期人民币汇率被赋予了不同的历史含义。目前，虽然人民币需要升值，但在这一关键时刻，如何升值，升值的速度和节奏，却是一门艺术。升值幅度过大，速度过快，会导致我们的企业在尚未完成转型时便面临成本困境，从而导致经济增速放缓。而升值过慢，幅度过小，既对经济转型起不到应有的促进作用，也不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上文提到，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根本上取决于中国人民银行出价的高低，那么人民币升值的节奏和幅度是可以掌控的。人民币汇率浮动要讲中庸之策，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在处理矛盾时善于执两用中，折中致和，并随时因时制宜，与时俱进，在解决内忧及处理外患之间做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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